二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現象，是兩個主要戰敗國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崛起。德日都是后起工業國，都走了一條自上而下的工業化道路。德國是19世紀80年代開始的以電氣和化工為標志的“新工業”的引領者，并在20世紀初取代英國，成為世界市場上的頭號貿易強國，“德國制造”開始享譽全球。日本則在明治維新后效仿德國，被稱為“東方的普魯士”。

    從深層看，兩國都以制造業制成品出口見長，且其生產體系也有不少相似之處：兩國經濟中都存在一些大工業聯合體，它們之間相互參股，背后有大銀行的支持。這一產業組織保證相關產業上下游之間的緊密合作，有利于協同創新和不斷提高產品的質量。兩國都致力于建立嚴格的工業標準與質量保證體系。1960年—1980年，德日在汽車、家用電器等領域的國際競爭中，全面戰勝生產標準化大眾產品的美國，而日本企業依靠瘦身管理和靈活的員工作業協調在生產高質量系列消費品方面則更勝一籌。

    但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德國的國際競爭力持續提高，日本卻經歷了“失去的十年”，至今仍沒有完全走出經濟低谷。曾經如日中天的日本制造業雖在一些領域仍然占有領先地位，但在汽車（特別是高檔轎車）、機械制造、電氣設備、化工等制造業關鍵部門與德國的競爭中處于劣勢。2012年，德國的貨物出口為1.5萬億美元，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40%，占世界總出口的9%，2011年日本貨物出口則約9000億美元。

    德國制造業在與日本競爭中占得先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德國經濟政策采取了正確的措施。德日經濟都受益于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匯率安排。然而，德國從上世紀70年代起放棄與美元的固定匯率，使德國馬克逐漸升值，同時，通過鼓勵結構轉型和創新來保持競爭力，使企業盡快擺脫了對本幣低估的依賴。而日本卻遲遲不愿主動對匯率進行調整。上世紀末，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后，日本經濟遭受巨大打擊，增長停滯與通貨緊縮使企業結構調整舉步維艱，并制約了其制造業發展。

    上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興起，發達工業國的制造業面臨低工資國家的競爭壓力，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開始將制造業轉移到低工資國家，將經濟增長的重心放到金融等服務行業，造成產業“空心化”。而德國政府、工業界和產業工會卻在堅持發展制造業方面高度一致，并通過技術創新使德國制造業的產品進一步呈現出專、精、特、高等特征。這在當時看上去有些保守的決策，今天看來十分具有前瞻性。如今，德國生產的螺絲有成千上萬種規格，工業用插頭可適用于上千伏電壓且耐耗，德國制造成為專業品質、上乘質量的代名詞。

    其次，適應全球化，德國制造對自身生產體系作出適時調整。德國大工業企業如西門子、大眾集團都調整了內部結構，把虧損的部門堅決處理掉，積極采取國際化戰略，為世界市場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德國大銀行也放棄了對大工業企業集團的股份，將它們推向資本市場。由于德國“雙元制”的職業培訓體系與日本主要依靠企業內部培訓的體系相比更有效率，德國的勞動力市場也更有效率，而當前日本雇員終身制卻面臨挑戰，并因沒有專門的職業技能很難適應工作的流動。

    最后，是文化的傳承。細心的人會發現，“質量一流”、“品質保證”之類的宣傳語很少出現在德國產品介紹中。因為，對產品質量的追求已經成為德國企業的一種潛意識。

    企業文化是亞文化，與國家的傳統社會文化密切相關。可以說，德國的企業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縮影。

    從宗教層面上來看，德語“職業”一詞，就有“天職”的意思。這意味著德國人把對上帝的忠誠移植到了對職業和工作的盡心盡力中。反映在企業經營上，企業運作不單純是追求經濟利益，而遵守企業道德和制造高質量產品是企業與生俱來的義務。

    德國人有著嚴謹、冷靜而內斂的民族性格，樂于遵守自己制定的各種規章和制度，并引以為豪。在德國，人們視遵紀守法為最高倫理原則,普遍存在著求穩怕亂、安于現狀、自滿自足的心理。這一心理的形成有一定的歷史淵源，與德國經典哲學文化傳統有著直接關系。

    18世紀后，德意志在人類文明的創造上讓世界驚嘆。在思想藝術體系上,出現了康德、萊布尼茨、馬爾庫塞、叔本華、尼采、費爾巴哈、黑格爾等龐大而偉大的哲學家群體。德國的傳統哲學深深地影響了德國的企業行為——追求完美。這種完美的哲學追求由三個部分組成：探求事物的本質、確定長期戰略、適應外部環境。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等，在現今的企業中仍不斷應用。

    在民族文化的不斷傳承中，造就了德國人最核心的“理性嚴謹”的精神文化。嚴謹、保守、思變、自省深深地根治于德國的民族性格特征中，就像是德國本民族的語言，復雜而精確，語法和詞匯不能出現絲毫的模糊一樣，界線分明，黑白分明。這種一絲不茍的性格特質成就了德國制造的不朽傳奇。